原名陈海贤，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，浙大心理中心心理咨询师，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， 研究和实践积极心理学，个人微信平台happinessclass，幸福课。
*本文转载自陈老师的个人公号幸福课
积极心理学里，有一个很经典的方法叫感恩练习。这个练习有很多种形式：你可以默默回想生命中遇到的那些帮助过你的贵人，也可以采取实际行动来表达感恩，比如打电话、登门拜访或者给他写一张卡片。我自己常常回想生命中遇到的贵人，确实能想起很多记忆中温暖的人或事。但我很少登门拜访或打电话道谢，觉得很不自然。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害羞内向，中国传统文化使然。后来发现不全是。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向他们道谢，是因为我在做这样一个练习，并希望通过这个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。
前段时间，有一个朋友到梅村修行。梅村原先是指一行禅师修行的波尔多道场，后来慢慢发展到了世界各地。法师们在那边教他调整呼吸，教他随着呼吸移动脚步，在雨天专注地用心走路。法师们还教他用英语吟唱《心经》，吟诵结束后，俯身用身体接触大地。最开始，他以为跪拜是为了祈福，但法师告诉他，跪拜不是祈求什么，只是向佛祖感恩。
听完这一段，我想起我做的感恩练习。它们有些地方像，有些地方不像。不像的地方，是感恩练习预设了感恩的目的是为了幸福，而法师们在做的，却只是感恩，不为其它。
为了幸福感恩和只是感恩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想最大的区别是，前者因为对幸福的执着，而隐含了对感恩的贬低。当幸福成为目标时，感恩成为达成目标的手段时，感恩的价值，就依附在了幸福之上。感恩能带来幸福，所以它是有用的。可假如感恩不能带来幸福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痛苦（比如让人觉得自己无能之类）呢？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感恩了？
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，女孩的父母逼问女儿：
“这个男生既没钱，也没家庭背景，还从事没什么前途的工作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”然后女生很掷地有声地说：
“我就是喜欢他，不为什么！”
这样的情节就叫真爱了。
“不为什么！”这句话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它终止了从目标到手段的进程，让某件事的价值回归到了这件事本身。
老罗说，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不需要问为什么。如果这个女生说的不是“不为什么”，而是“别看他现在没钱，可是他很有潜力。”她仍然默认了把爱情当作一个投资，或者一种手段，这就不如它强调爱情本身，更能彰显爱情的价值。
说起幸福，我觉得，人们对幸福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或用法。
一种是把幸福当作独立于所做之事外的、具体的目标。另一种是把幸福当作坚守的、抽象的信仰。
很多幸福的自助读物，是把幸福当作目标的，比如《幸福有方法》或者《幸福多了40%》。“幸福目标”不可避免地带着对手段的贬低，也制造了显然不可兑现的承诺。当一些学佛的法师也开始写类似《幸福之道：人生指南》这样的书时，他们大概忘了，佛教四圣谛的第一谛，就是众生兼苦。这是我们关于人生的基本假设。而幸福有方法的说法，既贬低了方法本身，也容易让我们焦虑，以为我们不幸福，是因为方法不对。
作为目标的幸福是怎么来的？我猜它来自于“免于匮乏”的想象。人总是缺的，不是缺钱，就是缺爱，或者缺时间。什么都不缺了，那就缺欲望了，就会无聊。缺的时候，我们总会设想各种不缺时的场景，并把它定义为幸福。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缺的东西不同，所以他们对幸福的想象也不相同。一个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，会觉得有套自己的住房算幸福。有房子的，会觉得财务自由才幸福，而钱多如马云同志，就觉得月薪两三万的小日子最幸福。缺衣少食的农民，觉得皇上最幸福，他左边一根油条，右边一个大饼，只管吃，不要钱。皇上呢，什么都不缺了，可能就觉得长生不老最幸福。至于长生不老是不是真的幸福了，那得去问吸血鬼了……
有时候，积极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，这些幸福的想象都是幻觉，人应该从别的地方寻找幸福，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、有成就感的工作、有意义感的人生。这能够把帮助我们破除幸福的想象。但他们仍会让我们误以为，我们能够免于匮乏。所以我们当我们把幸福作为目标时，我们就陷入了新的“匮乏”—“免于匮乏”的模式。只不过，这其中的匮乏被笼统地形容成为“缺少幸福感”，而对免于匮乏的想象变成了“拥有幸福感”。
目标导向的幸福有三个特征：强调匮乏、计算利害、提供方法。
强调匮乏是说，这种幸福观总会强调，全世界有多少人抑郁症患者，中国又有多少抑郁症患者，多少人有车有房有钱但生活仍然不幸福。好像人们不幸福是因为缺乏对幸福的理解，没有掌握幸福的方法，而不是因为匮乏和苦难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。
计算利害则是说，这种幸福观热衷于列举幸福的诸多好处。但我觉得，它骨子里是另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。只不过这种利己主义把追求成功和财富变成了追求幸福，但过于目标思维所特有的功利化本质仍然未变。
去学校做讲座时，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：我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？我怎么才能真正专注投入地做事？
兴趣爱好是个好词，就像幸福一样。其实人们真正关心的是：
“我听说兴趣爱好有诸多好处，它能让我更投入专注、能给我带来更多幸福感、能让我做事毫不费力而且还技能飞涨，所以我想发展一种兴趣爱好。”
可是他们不知道，正是这种过于强烈的目标思维，妨碍了他们找到兴趣爱好。因为兴趣爱好本质上就是一件“不为什么”的事，它的诸多好处，也是附着在“不为什么”上的。很多时候，兴趣爱好是人们遇到的，而不是找到的。
这种幸福观还喜欢强调方法。强调方法和目标思维是分不开的。
这并非说方法不好，而是说在目标思维里很容易把目标和方法割裂开来，形成对方法的贬低。就像感恩，或者跑步，你可以说这些既是幸福的方法，也可以说它们就是幸福本身。如果做这些事情时老想着做这件事可以幸福，那这件事就做不好。
也许有人会问：老师，我以前一直把幸福当目标。当我觉得困难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想，我要为了将来的幸福努力拼搏，难道我不应该这样吗？
当然应该。只是这时候，幸福不再是具体的目标，而是抽象的信仰，是坚守的价值观。我们愿意接受幸福的指引，却不执着于能否实现它。就像我们往东走，是向着太阳的方向，而不是为了去东边的某个地方。也许我们会在路上遇到池塘灌木山谷丘陵，但我们永远都不会到一个叫“东方”的地方，因为永远都有东方在等着我们。我们走的这个方向，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容易，但也有可能让生活更艰难更辛苦。我们走这条路，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走它。
举个例子，前段时间有篇文章讲到，北京海淀区的小孩，如果想要上好初中，从很小就要开始学奥数、学英语。学奥数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和幸福感。而实际上呢，真正通过奥数升上名校的，也不过3%-5%。大部分学生不仅没法通过学奥数升入名校，反而会因为学奥数产生挫折感，对数学本身都心生厌倦。那家长面对这3%-5%的机会，该怎么选择呢？也许会有家长说，我们还是要学，为了孩子未来的幸福。也许有家长会说，算了，我们不玩了，为了孩子的幸福。无论哪一种选择，在这样焦虑的社会氛围下，都不太容易。即使是做了后一种选择，家长和孩子也并非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也许他们也会想：我是不是耽误了孩子的前程？万一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落后了，会不会责怪我？但他们会觉得，自己做了正确的事。这时候，幸福就成了支撑他们的信仰，即使人生还是麻烦不断、矛盾重重，传说中的幸福总也不来，这并不妨碍幸福为他们指引方向。
那么，我们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幸福？或者哪一种幸福是真实的，我们的生活可能提供的？
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学习正念。我知道正念有诸多好处，比如降低焦虑，增强对压力的控制力，提高幸福感。但在做练习时，我总是很难静下心来做。后来我慢慢明白了，虽然练习正念有诸多好处，但正念本质上不为什么。它就是找一段安静的时光，自己跟自己呆会。这样想，放松了很多，也更能往下做了。
这也许也正是我们想要的幸福。有这么一些事，它既是目标，也是方法。我们从所做的事情本身寻找意义，而不用想这件事情以外的价值。附带的好处，不如这件事本身重要。这样，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我们也可以骄傲而平静地回答说：
“不为什么。”